“金融作为支持科技创新的重要抓手，需要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，从而支持我们的新质生产力发展，让中国在博弈和竞争当中立于不败之地。”12月5日，由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指导，21世纪经济报道和渣打银行联合主办，广东省机器人协会支持的“粤港澳大湾区新经济发展论坛暨21世纪科技年会”上，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、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田轩围绕“金融如何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”发表了深度演讲。
他指出，“十五五”规划将“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度提升”置于突出位置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经济从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变的核心。
面对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，田轩系统阐述了从微观机制到宏观环境的四维金融支持路径，为构筑面向未来的创新竞争力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框架。
微观创新：以企业风险投资（CVC）构筑产业创新“护城河”
在厘清宏观背景后，田轩将论述聚焦于金融支持创新的最前沿阵地——创业投资，并着重提出了一种关键的“崭新的创投组织形式”：企业风险投资（CVC）。
他清晰区分了传统风险投资（IVC）与企业风险投资的核心差异：传统VC的资金来源于背后的有限合伙人（LP），追求财务回报最大化；而CVC的资金来源于其背后的非金融类母公司，核心目标是战略布局。
田轩以小米生态为例，生动阐释了CVC的逻辑：通过投资手机周边的耳机、充电宝乃至智能家居、汽车等领域，构筑一个用户体验闭环和生态系统，最终形成强大的品牌“护城河”。
这种战略导向赋予了CVC独一无二的优势，使其成为适配新质生产力培育的理想金融工具。田轩指出，由于没有短期退出的财务压力，CVC的存续期可以非常长，从而能够容忍科技创新“周期长、不确定性大、失败率高”的固有特性。
他进一步分析，CVC综合了大型企业研发中心的资金技术优势与传统VC的市场化、项目筛选优势。为了验证其效果，田轩展示了他与合作者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上的研究成果：对比获得CVC投资与传统VC投资的企业，在获得投资后，两者的创新水平（以专利衡量）均有提升，但获得CVC投资的企业“创新的水平会更高，而且它生长的速度会更快”。
基于此，田轩强烈呼吁鼓励企业，特别是大型企业，积极开展以战略为导向的早期CVC投资，并指出数据“显示80%的CVC投资都在早期的项目”，认为这是将“耐心资本”落到实处、精准滴灌早期科技创新项目的关键机制。
宏观筑基：法治、市场与政策稳定性构筑创新生态三大支柱
除了微观投资工具的革新，田轩强调，一个能够持续孕育新质生产力的金融生态，更需要坚固的宏观制度基础。他将其概括为三大支柱：完善健全的法治环境、健康开放的资本市场以及稳定的宏观政策导向。
首先，法治环境是市场信心的基石。田轩引用多项跨国学术研究证实：对投资者保护越好，国家的研发投入、企业投资效率及公司价值就越高。
他特别强调了保护“诚实而不幸”的创业者的重要性，并详细解释了为何要推动《个人破产法》立法。他指出，当前早期投资中“对赌协议”的滥用，使得许多股权投资实质上变为“明股实债”，一旦创业失败，创业者将背负个人无限连带责任，沦为“老赖”，失去二次创业的机会。而历史表明，顶级创业者多为连续创业者。因此，一部对债务人宽容的《个人破产法》（特别是针对创业者的商自然人），能为创业者提供债务豁免和重启机会，是保护企业家精神、激励更多尝试的关键制度。他肯定了深圳的个人破产条例试点，并呼吁在全国层面推进。
其次，必须建设一个健康开放、以直接融资为主的资本市场。田轩从金融工具的本性出发分析，债权融资因回报封顶而天然厌恶风险，无法有效激励创新；股权融资则能共享成长红利，与创新活动风险收益特征相匹配。国家的资本市场越发达，企业创新的数量、质量、原创性和通用性就会更好；而国家信贷市场越发达，则对创新有抑制作用。因此，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是结构性调整的方向。
同时，资本市场开放也至关重要。基于20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研究显示，资本市场开放后，本国创新水平显著提升，原因在于引入的国际资本降低了融资成本、改善了公司治理并分散了创新风险。
最后，田轩着重论述了“稳定的宏观政策导向”这一常被忽视却至关重要的因素。通过跨国研究，他发现，政策本身的倾向对创新影响不大，企业家能调整策略以适应政策。但“政策的不确定性”则是创新的致命杀手。
在演讲结尾，田轩以长远的历史视角展望未来：唯有通过构建一个从微观CVC到宏观法治、市场、政策的“组合拳”与完整生态系统，真正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，方能实现民族复兴的宏伟愿景，让中国在国际竞争当中立于不败之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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